本文目录一览：

• 1、小城三月主要内容

• 2、小城三月主要内容是什么?

• 3、小城三月的内容简介

• 4、小城三月主要讲的是以下哪一组人物的故事

小城三月主要内容

小城三月主要内容是：

《小城三月》讲述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以及最终被传统的宗法制度所吞噬、香消玉殒的故事。

这是一篇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纯熟的作品，承袭了作者一贯的散文化笔调，以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将一个极其普通的爱情故事渲染得凄凉哀婉，穿过几十年的时光，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与反思。

赏析：

女主人公翠姨不想接受长辈给她安排的旧式婚姻，而是对“我”的堂哥哥产生了好感，可是这桩朦朦胧胧的恋爱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翠姨最终还是痛苦地死去，在她身后只留下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恋爱。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制造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小城三月》中以“外祖母”和“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形象代表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不仅她们给翠姨安排的婚姻完全是为她着想，即使在翠姨死后，这桩婚姻的“主谋”之一——“我的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肯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小城三月主要内容是什么?

小城三月》以一个天真、稚气的女中学生“我”的口吻来叙事，借一个女中学生的眼来透视翠姨的故事。翠姨是一个较为富裕的地主家庭出身的、没有上过学的年轻女子，她性格沉静，仪态优雅，天 *** 美，象一般的年轻女子一样追求着一些时尚的美的东西，象枣红色披肩、绒绳鞋、各种女子的小饰物、高跟鞋等等；翠姨又有着不同于一般俗女子的地方，她不象她的妹妹，只是醉心于杂七杂八的服饰和丰厚的聘礼，她没有妹妹骨子里的那般俗气而显得清新、脱俗。

她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读书，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她总有许多事情同“我”商量；她也总喜欢到“我”家里来和“我”的新派亲友们在一起感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一些新鲜的思想和观念。

在与“我”的亲友们的接触过程中，翠姨逐渐被“我”家开明的家庭氛围所感染，她终于放下一个封建的守旧的闺中少女的羞涩，与“我”和“我”的伯父、堂兄弟姊妹们一起开家庭音乐会、打网球，一起逛公园、赏花灯，她喜欢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时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时光；翠姨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且在她22岁时开始读书识字。

而在翠姨身上更大的变化是，她居然悄悄地爱上了“我”那潇洒的在哈尔滨上大学的堂哥。

有堂哥的地方，也就有翠姨的默然关注的双眼。一路上看花灯时，翠姨就直在看堂哥；堂哥讲故事时，翠姨总比我们留心听些，在一天的晚饭后，哥哥陪同翠姨和堂哥在“我”的房子里，而此时翠姨偏又矜持起来，看见了“我”，翠姨就赶快地站起来说，我们去玩吧，翠姨把她对哥哥的爱深埋在心间。

“我”的家庭氛围给翠姨带上一层欣悦的色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翠姨一颗封闭少女之心慢慢地开启：她不愿嫁给那个由她母亲给她订下婚约的人，她有了自己内心爱着的人。

翠姨的恋爱和秘密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象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表白，而最终翠姨真的把她的爱带到坟墓里去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死，包括“我”的堂兄。[3]

创作背景

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她的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又当着教育局长，为了攀附高门，把萧红许配给当地一个汪姓军阀的儿子汪殿甲。父母指配的婚姻萧红本身就不满意，又发现汪殿甲吸食 *** ，心里产生厌恶感。受新思想浸染的萧红，用逃婚的方式做了父亲叛逆的女儿，但不幸的是萧红出逃到北京后汪殿甲也跟踪而至，并找到了萧红。[4]

萧红在无依无靠、经济受控的情况下，被未婚夫汪恩甲骗到哈尔滨的一家旅馆同居。同居几个月后，汪恩甲借口说回家取钱，就一去不回。身怀六甲的萧红被旅店老板逼缴住房费，不然就将她卖到妓院抵债。1932年夏，萧红在哈尔滨得萧军、舒群帮助，脱出旅寓困境。[4]萧红与萧军产生了纯美的感情，在爱情的滋养下，萧红度过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然而，不久二人因性格不合而出现情感裂痕。[5]1936年，萧红到日本一年后回到中国。1938年，萧红在山西临汾与萧军分手，并和端木蕻良到武汉。武汉被大轰炸后，萧红又到重庆，而后转折到香港。[4]

对于逝去的这段感情， 萧红说：她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直至在香港病逝前夕，萧红最挂念的也还是萧军，她在病榻上念念不忘为她生命带来春天的男子，她说：如果萧军知道她病着，她确信萧军会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她的，帮助她的。萧红是这样持久而真诚地爱着萧军，而萧军早已投入了另一片广阔的大天地，无暇顾及这身后的爱人。这种无人理解的寂寞心境投射在《小城三月》中，这个发生在小城春天的爱情故事便染上了一层淡淡悲凉的色调。[5]

《小城三月》写于1941年7月，发表于同年8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1]

人物介绍

翠姨

翠姨十八九岁，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翠姨是“我”的外祖母原来在另外一家所生的女儿。翠姨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两岁。[6]但长得窈窕、端庄文静、温柔深情、沉默寡言、喜好沉思、幻想，她在自己的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由于家庭变故，受到一般旧思想人家的歧视，因而，形成了感伤的气质，以为自己的命不会好。翠姨会弹奏大正琴，她还会吹箫或是吹笛子。翠姨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7]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她经常去买。[6]随着时间的流逝，翠姨对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笼罩上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她因不能与喜爱的人共渡一生忧郁而死。[7]

“我”

“我”有一个姨，但不是“我”的亲姨，“她”是“我”继母的继母的女儿。“我”的我祖母是在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我”外祖父家的。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我”继母是八旗人，也就是满人。“我”家算是开通的，叔叔和哥哥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我”家里设有网球场。翠姨想什么事情，“我”都比她明白。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翠姨也就陪着我住下来。[6]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小城三月》主题思想之一：通过对“春天”的呼唤，表达反封建意识

女主人公翠姨不想接受长辈给她安排的旧式婚姻，而是对“我”的堂哥哥产生了好感，可是这桩朦朦胧胧的恋爱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翠姨最终还是痛苦地死去，在她身后只留下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恋爱。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制造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小城三月》中以“外祖母”和“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形象代表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不仅她们给翠姨安排的婚姻完全是为她着想，即使在翠姨死后，这桩婚姻的“主谋”之一——“我的母亲”还说：“要是翠姨一定不肯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小城三月》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启蒙下，这座古老的县城中出现了些许现代文明的气息：“那个时候，县里早就有了洋学堂了。小学好几个，‘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他们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里来，大讲他们那里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学。所以这个家庭都‘咸与维新’起来。”

翠姨与“我家”素有往来，外面世界中新的文明气息的熏陶搅动了她心中的一池春水。以前她对于定亲一事并无太多的想法，当婆家把10多万的聘礼送到她手中后，她花得心安理得：“翠姨自从订婚之后，是很有钱的了，什么新样子的东西一到，虽说不是一定抢先去买了来，总是过不了多久，箱子里就要有的了。”如果没有遇见“我”的堂哥哥，她也许会延续着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女性命运，和她的妹妹一样顺理成章地嫁出去，为人妇、为人母、死亡，成为一名“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浑浑噩噩地“为死而生”。可当她见到“我”的堂哥哥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翠姨很喜欢“我”的堂哥哥，因为“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上述描写表明：与其说是翠姨对“我”的堂哥哥发生了兴趣，还不如说是她对于读书、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外部世界新文明萌发了无限向往和追求。正是在这一氛围影响下，翠姨才不甘于走妹妹的出嫁那样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人生安排，而是产生了新的人生冲动。

可是这座小城毕竟受过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实在是根深蒂固。相对而言，外部世界新文明气息还过于薄弱，要想在一夜之间彻底取彼而代之无异于痴人说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的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去考虑问题。“外祖母”等人按照她们的意愿给翠姨安排婚姻大事，却没有征求翠姨本人的意愿；翠姨不满意这桩婚事，然而她却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不敢反抗，只是一味埋怨命运的不公；她的母亲不理解女儿的心事，问她：“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却独独没有触及感情层面；即使是翠姨暗恋的对象——“我”的堂哥哥在翠姨死后，也“不知翠姨为什么死”，这真是一种可悲的隔膜。

在个体生命价值被严重漠视的封建文化环境中，个人的情感活动很难获得外界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如是描写便使得翠姨的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历史意蕴。通过翠姨的死，萧红对孕育这场死亡的罪恶的封建文化环境提出了声泪俱下的控诉。

在文本的尾声中，翠姨更是通过对春天的呼唤表达了对新的文明的热切期盼之情，进一步深化了文章主旨。封建文化对年轻人幸福的扼杀自然难辞其咎，可另一方面翠姨自身的性格弱点亦不容忽视。她多愁善感，情感细腻，却又缺乏相应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被封建文化所严重毒害的女性形象。试看下面的一段描写：“假若是有人在她的背后唤她一声，她若是正在走路，她就会停下了；若是正在吃饭，就要把饭碗放下，而后把头向着自己的肩膀转过去，而全身并不大转，于是她自觉地闭合着嘴唇，像是有什么要说而一时说不出来似的。”

她很喜欢绒绳鞋，然而“她没有买，也许她心里边早已经喜欢上了，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对似的，好像她都不接受。她必得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

上述描写表明，翠姨是以“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等封建社会的清规戒律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并严格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的。在封建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她已经自觉地把封建文化中对女性的各种约束和束缚化为自己的内心要求。她的言谈举止与其说是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受封建文化潜移默化影响所致，而这才是造成其命运悲剧的最根本的内在原因。在文章伊始，她就说“我的命，不会好的”，这种宿命似的话语表明了翠姨对命运的盲目认同，对自我力量的否定和放弃；而真正可悲的是，当她寻到自己的真爱时，却又囿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根本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并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种柔弱的女性性格下所萌发出的理想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道鸿沟是翠姨所无法跨越的，这似乎注定了这出悲剧的必然性。

在《小城三月》中，萧红已经把对封建文化代言人层面的批判转换到了对封建文化本身的批判上来，这表明了萧红自觉的反封建意识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韧性反封建精神。[8]

《小城三月》主题思想之二：生命犹如美好春天一样短暂，又如春天迅速地消逝

萧红把回归童年的渴望、恋乡情结和自己的创作意向联成一体，《小城三月》就是这样一种情绪的延续。《小城三月》以恬淡平静的笔调把镜头切近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女主人公翠姨进行了细腻入微且满带女性关怀的摄录，对其不幸的命运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哀悯。

在萧红的童年记忆中，祖父和后花园无疑是萧红身心快乐的乐园，是她灵魂的栖息地。他们给予她的是完全饱满的情感的满足，是一种没有缺憾的快乐。而在对翠姨的回忆当中，虽然萧红也再次重游了童年生活的世界，但这次往事的回顾却在温馨之中浸润着丝丝缕缕、清清缈缈的哀伤和愁怨。萧红在《小城三月》里展示的更多的是一幕幕零零琐琐、细腻婉转的小儿女情态，尤其是少女们微妙而善感的心灵世界，她们息息相通的情感感受使人不由得回忆起儿时与伙伴们嬉戏的欢乐时光以及女孩子们之间那种无所不谈的亲密无间和无需言表的心心相印。

“我”和翠姨常常在夜晚睡下之后谈话到鸡叫还不觉尽兴，仿佛有着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要互相倾吐，这种不同于异 *** 的姊妹情谊如潺潺流水缓缓流过并滋润着人的心田，使人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然而，对于翠姨来说，同性之间的友爱并不能使她多愁善感的少女情怀完全得到满足，不管她与“我”之间的情谊如何深切，但终究不能代替骚动的青春对神秘的异性情爱的向往和追求，而“我”的哥哥的出现恰恰在翠姨静如止水的生活和情感里激起了一层层波澜，使得本就敏感多情的她为之怦然心动。但翠姨是那样一种被动的女子，她不会听凭自己心灵的呼唤而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顺别人为她安排的一切，因而尽管她不太心顺但也还是与一个“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年仅17岁的陌生人订了婚，并且同她的妹妹一样用婆家聘礼的钱装扮起自己，出尽风头。可是得过且过的生活毕竟有了结的时候，三年过后，当翠姨的婆家要来迎娶的时候，翠姨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而哈尔滨一行更使得翠姨对自己的未婚夫感到不满和恐怖，然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既定的婚姻事实，只能以要读书为由延迟出嫁。当她终于意识到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她绝望了，终于做出了死的抉择。

读者容易将把翠姨的悲剧归结为封建包办婚姻和因循守旧观念的迫害，这固然是翠姨寻死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萧红在小说的“尾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等‘我’到春假回来，母亲还当‘我’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

这里的“他们”“我”以为是指堂哥和翠姨，因为在翠姨病重时，母亲曾拿了些钱让哥哥给翠姨送去，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吃的。其实，“母亲晓得他们年轻人是很拘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们好久不见了”，母亲既然“很久的就在心里猜疑着他们了”，但还是主动地为他们提供了见面的机会，使得翠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面对心爱的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可惜翠姨并不了解“我”母亲的用心和态度，只是一味地封闭住自己的心扉，即使临近生命的尽头，拉着她深恋着的人的手她还不肯明白地表白心迹，而是用了两套语意系统一语双关：“你来得很好，一定是姐姐，你的母亲告诉你来的，‘我’心里永远记念着她。她爱‘我’一场，可惜‘我’不能去看她了，‘我’不能报答她了，不过‘我’总会记起在她家里的日子的，她待‘我’也许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已经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现在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不对的。不知为什么，那家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这个脾气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她还惦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我’也很快乐。”翠姨苦笑了一笑，“‘我’的心里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如果对翠姨的心思稍有体察，谁都会明白翠姨这一段话中的潜台词：所谓的“她”实际上正是“你”，而“‘我’心里永远记念着她”无疑是说“‘我’心里永远记念着你”，翠姨不过是借此喻彼，吐露了自己爱的心曲。可惜近在咫尺的意中人未解其中深味，枉费了翠姨的一番苦心和厚意。翠姨话中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翠姨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态，她的语焉不详致使堂哥虽对翠姨有着朦胧的情意而且一“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但终究“不知翠姨为什么死” 而“大家也都心中纳闷”。从这个角度来看，翠姨的死是由于她自己决意自我毁灭，她的悲剧来自于她多疑的心性和犹疑的性格，明明是“不从心的事”就“不愿意”，但却囿于自己心中的成见和陈规陋俗而自动地把自己的心灵裹闭得密不透风，使人根本无法走进她的内心世界。面对人生，她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悲观的态度，当她没有买到她喜欢的绒绳鞋时，她表现出了多愁善感：“‘我’的命，不会好的。”可是绒绳鞋刚开始流行时，大家都买了穿上，她却偏偏不买，“必得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这时候，看样子她才稍稍有些动心”，于是，翠姨便要“我”陪着上街，“先不告诉‘我’去买什么，进了铺子选了半天别的，才问到‘我’绒绳鞋”，而这时流行的浪头已过，很难买到中意的绒绳鞋了，可是翠姨却又非要买到不可，从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爱上了那绒绳鞋了，不过她没有说出来就是了”，同样的，“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

正是这种“欲说还休”、“欲言又止”的犹疑而矛盾的性格导致了她自身的悲剧命运。翠姨种种疑虑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无法否认的。实际上，萧红花了大量的笔墨涂抹不尽的正是“传统社会积淀于世俗生活深处的种种病态心理现实。”

萧红着力要表现的是人类如同驯养的动物一样的巨大惰性和持久惯力。翠姨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规定”中最终牺牲了自己。如果翠姨真能按着既定的轨道无知无觉地走下去，也就活得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然而不幸的是，翠姨的内心情感与“规定”发生了矛盾，使她不愿再顺着“规定”的轨迹沿走下去，而“规定”又是那样根深蒂固地掣肘着她，使她在理智上自觉不自觉地依从“规定” 。如果翠姨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情感，也同样坦然面对“规定”施加的种种非议和斥责，也许翠姨不会选择死亡之路。然而，这种假设对翠姨来说是难以想象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翠姨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一方面执着于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没有勇气违逆“规定”，在这种心灵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中她无以自拔，最终只能做出自我毁灭的抉择。

然而翠姨的令人痛心之处并不在于她扼杀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而在于她的情思没有得到回应，换句话说，翠姨为之倾心的堂哥虽对翠姨颇为心仪，但那毕竟算不上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爱情。堂哥的“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就足以说明翠姨对堂哥的感情只是一种暗恋，两人根本缺乏相应的交流与沟通，翠姨在订婚后的三年里一直在得过且过，捱一日是一日。一直到婆家要来迎娶时，翠姨才意识到婚姻的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翠姨是一个非常幼稚而敏感的女孩，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而不食人间烟火，对婚姻更是缺乏成熟清醒的认识，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婆家的聘礼，虽然不大情愿但总算随着母亲到哈尔滨去采办嫁妆了。如果没有哈尔滨一行，也许翠姨也就勉强出嫁了，那她也会同所有其他传统女性一样充当历史指派给她的角色，平平淡淡安度一生。然而，哈尔滨的那几个充当向导的男学生最终改变了翠姨的命运，让翠姨不肯再委曲求全，终于导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结局。

翠姨至死也没有对包办婚姻有清醒的认识，她只是通过与几个男学生短短几天的接触而认识到一些表层的东西，“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于是，她“一想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尽管翠姨知道“那家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她终究还是“不愿意”。这里透露出翠姨作为一个女性对自我追求与憧憬的最终肯定与确认，她朦胧地认识到包办婚姻并不都像妹妹那样遭到挨打的命运，丈夫也许会对她很好，但她还是拒绝进入“规定”的角色，从这一点上看，翠姨选择死亡之路并不仅仅是对旧式婚姻的抗拒，也不仅仅是为堂哥而殉情，从根本的意义上，翠姨是为了女性的自由、尊严和意志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的。[9]

艺术特色

儿童视角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选择了一个生长于富裕开明之家、在学堂读书的小女孩儿“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这一儿童视角的确定，发挥了独特的叙事作用。“我”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者、旁观者，更是故事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聆听者。“我”的细腻善良反衬出成人世界的粗俗冷漠，“我”的活泼、乐观、单纯凸显了翠姨的沉静、忧郁、复杂，而“我”的热心好奇则推动了情节发展，“我”对美的欣赏和对大自然的喜爱，使作品洋溢着清新优美又略带忧伤的诗意。

1、以儿童视角的敏锐捕捉细节，展现人物性格

《小城三月》中的“我”具有女孩儿天生的敏感细腻、对美的憧憬和对人、事的好奇，所以“我”能很容易地看到、感到大人们忽略了的细节，领悟到翠姨追求美、追求爱，却“进而不敢、退则不甘”的矛盾性格。

出于女孩儿的敏感细腻，“我”发现了翠姨不同于其他女人之处。翠姨的妹妹做事常常不加思考，不问自己是否真正喜欢和需要，只满足于和别的女人一样。翠姨正相反，总是先观察，然后才去行动。

每当新鲜的事物出现，翠姨总是貌似冷淡实则热心地关注着，她不敢成为之一个尝试的人，甚至口气中还会流露点不屑，但在大家经历过后，她知道没有了引人注目的危险，才遵从内心的渴盼，匆匆寻求那流行已久的美。寻到了暗自窃喜、自我欣赏一番，寻不到时，又深深地愧悔没有勇气早点尝试，并将此与自己的命运相连。这种细腻矛盾的心理变化，唯有同细腻的“我”才能略有体悟。

比如对绒绳鞋的寻找，开始翠姨略显不屑，“我”误以为她不喜欢，当流行势头减弱后，翠姨开始带着“我”四处寻找，在她焦急的寻找中“我”逐渐感受到她那种强烈拥有的渴望，也敏锐地体味她得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失望的痛苦，“‘我’默默地祝福翠姨快快买到可爱的绒绳鞋，‘我’从心里愿意她得救。”“我”陪着翠姨一家家店铺地寻找，热心程度甚至超过了翠姨本人。翠姨略带懊悔的寻觅追求，是人性尤其是女人天性中对美的渴望所致，但她又总是迟疑滞后，将爱美之心深深埋藏，不敢大方率先表达。

只有在美与时尚行将消散的时候才急忙捕捉一点残留气息，以求满足内心对美的渴盼，这又是她的个性所致。正是借助小女孩的敏锐捕捉和参与其中，丰富并发展了翠姨的性格特征，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敢穿新不敢时尚又不甘被美遗忘的女性形象。这种“不敢”的心态不仅体现在爱美方面，更体现在对美好爱情的态度上。

翠姨最终没有寻觅到她喜爱的绒绳鞋，便哀叹是自己的命不好，在爱情上她依然如同对待绒绳鞋一样不敢主动把握，最后让爱与生命之花一起凋零了。这正是千百年来封建制度对女性束缚压制的结果，让女子只能安分守己，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翠姨不敢大胆追求美，更不敢主动追求爱。

“我”在发现了翠姨性格特点的同时，也发现了她对表哥别样情感的秘密，和她不愿意告诉人的心事。“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我”略带抱怨似的口气正符合小女孩儿的性格特点，不懂得世事艰险不懂得人事复杂，只是单纯地以为翠姨不愿意和任何人倾诉内心的隐秘。在这个叙述过程中，“我”不仅是观察者、聆听者，而且还是善良热心的参与者。

读者从“我”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可以品出翠姨内心无人可诉也不敢倾诉的苦闷和悲哀，可以听到翠姨无力挣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又在灵魂深处被动抗争的 *** 。“绒绳鞋”事件典型地暴露了翠姨的矛盾心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关照着她的悲剧命运。

翠姨压抑着自己的天性，爱美又迟迟不敢追寻，爱人又不敢大胆表露和追求。在这种无法开释的纠结中必将走向灭亡，成为封建思想意识的牺牲品。

由于年纪和性格的不同，“我”对翠姨的了解也有一个过程，特别是经历了陪同翠姨买绒绳鞋之后，才后知后觉隐约触摸到翠姨的心灵世界。“我”发现翠姨听哥哥讲故事的时候很专心，也发现哥哥曾经单独陪着翠姨聊过天，但也只是以为翠姨年纪大，和哥哥接近，所以更能理解哥哥讲的故事，而哥哥对翠姨比较客气，也只是因为翠姨是客人而且名份上大些。

翠姨在“我”家听到了很多外面新鲜的故事，包括男女同学的交往等，接受了这些新思想的洗礼，非常羡慕、佩服读书的“我”，认为读书人见多识广。于是她有什么事情都爱和“我”商量探讨，这让“我”有机会了解了更多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同时她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娱乐，而“我”家的大人孩子都是读书的，她便从中感受到了知识和文明的魅力，萌发了对情感对知识对文明的渴望和追求，并且用她自己的方式努力实践着：在心底埋藏下了对“我”表哥的深情，在家里争取到了读书的机会。该小说以一个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女孩儿眼光，捕捉到很多成人忽略掉的细节，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使翠姨这一人物形象越来越有立体感，在平淡的生活中，在日常的琐事中，让阅读者感受其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10]

2、以儿童视角的稚真进行原生态叙述，揭示悲剧实质

儿童没有世俗观念的束缚，纯真无暇的天性使其所见皆是可见可感的表面事物。选取儿童视角可以“透过儿童的眼睛来消除权威和神圣，揭开谎言和令人惊骇的暴力，由此也实现对真实生活的原生态显现。”由于儿童不能看穿掩饰于成人笑容下的悲伤，无从探究事情发生的缘由，无法解读出事情背后隐藏着的本质，而解读不出的内在联系恰恰又是悲剧的根源，因此这种悖论似的的表述不仅留给读者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也更能呈现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悲剧实质。

在《小城三月》里“我”并不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翠姨了。藉由“我”的回忆，串联起翠姨生活的点点滴滴，开始原生态的客观叙述。

“我”不谙世事，因而体会不出翠姨的痛苦、矛盾和挣扎，叙述的语气难免有些淡淡的，但正是这种匠心独运的平铺直叙，才使得读者更真实地了解了翠姨的故事，并思考故事的悲剧实质。

翠姨是一个爱美和追求美的少女。她在新旧混杂的特定时代里，接受了矛盾的两种人生观，一方面她向往新的文明，渴望自由的爱情，在内心深深地爱着“我”的表哥，用自我的方式反抗着命运的安排；另一面她又受缚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自卑地认为自己配不上英俊潇洒、家道清白又有知识的表哥，

小城三月的内容简介

萧红，一个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有着“如同秋季草叶上的露珠那样晶莹与剔透”的文笔，又对“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有着刻骨的感知，《小城三月》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回忆鲁迅先生》以女性视角描摹生活中的鲁迅，风格特异地以细节现出一代导师的亲切；《生死场》被称为“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本书以此三部作品展示萧红创作的不同侧面，精心选取大量珍贵图片配合阅读，希望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天才女作家。

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谓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

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这是怎样的“恋爱”啊！执着地爱着一方从来没向被爱的一方吐露心曲。直至爱火将人折磨至死，被爱着的人却不知其生命之火为何而熄。这就是中国女性的东方恋情。在这爱情里，没有心灵的撞击，更没有如红楼梦那样被人拆散的曲折。而是一切都窒息于心底，一切都随着生命之火的泯息而悄然而逝。“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作者用一个买不到的绒绳鞋做了一个巧妙的暗示，为女主人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天资聪颖，单纯愚昧的翠姨在几度失意，难以买到如意的绒绳鞋时，反复悲叹“我的命运不会好的。”随着生活的流逝，这个最初可爱的少女对其婚姻和命运日渐恐惧，在心理上笼罩了一层更为可怜的、柔弱的悲凉。

尽管翠姨的孤寂，家世较为封闭，但她在“我”家住的时间，却是一个相对于开明的环境。恰似“枯木逢春”，给这个乡间少女沉寂的情感世界吹起一片涟漪，也吹进了新绿的生命气息。让她看到了点“别样人生”的光亮。便不惜一切向着这生命之火慢慢前进。作品中写道：“翠姨非常聪明，会弹大正瑟，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日本瑟。她还会吹箫或是笛子。”

“我家算是最开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北京和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了。开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大讲那里都是男孩女孩同学。因此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意的。逛公园，正月十五看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起去。”

“因此，在我家里也设了网球场，一天到晚地打网球。”

可以看出，这个环境带有一定的现代“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翠姨不甘于走乡镇女子的婚姻道路和服从于人生的安排。她在认真思索着，执着地探求着。“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所以她总是有许多事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她喜欢“我”的堂哥，也是由于她觉得“到底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妹妹”翠姨的这一心里活动，其实是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以及现代文明的追求。这在翠姨去哈尔滨办嫁妆时，与“我”哥哥同学接触中可以看出来：

“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一样被他们召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到了他们不少的尊重。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她先上车，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她的每个动作别人都为她服务，外套一脱就有人接过去了，她刚一表示要穿外套，就给她穿上了。不用说，买嫁妆是最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是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经过到哈尔滨市去买嫁妆，翠姨就更不愿意出嫁了。她一想到那个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

翠姨的心理微妙变化，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落后的与现代的翠姨的生长环境的乡间民俗，如待人接物、婚仪、行为与“我”家的网球场，风琴，日本琴等，构成了现代文化气氛，以及哈尔滨校园里男生宿舍的暖气、洋床等，更是将现代文明展现在翠姨的面前。新旧文明，在翠姨的心理产生巨大冲突。形成了心理悲剧。一方面，她从表面上接触了一定的现代文化气氛，并无比向往，对读书人的钦佩，对新文明的渴望。另一方面，她是一个传统的，在旧环境中长大的东方少女。不可能摆脱自己，去追求新的生活。

“她觉得自己命运不会好的，现在翠姨自己已经订了婚，是一个人的未婚妻。二则她是出嫁的寡妇的女儿，她自己一天把这个背了不知多少遍。她记得清清楚楚。”

一直到她病故，善解人意的家人也不知她为何而病。“有什么不如意的？陪嫁的东西买的不顺心？”什么都问到了，唯独没有问到情感生活，这足以看到那时人们对情感生活的漠视。即使是现代文化的氛围，也只是表层的。在深处，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传统习俗和心理。正因如此，翠姨在这样“现代文明氛围”的环境中，既对新文明抱有渴望，却又无法表达或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强烈的冲突，造成了当时东方女性的悲剧。

春的步履是如此仓促，又是如此的短暂。一切都过去了，只留下悲切的思考给下一个春天。它强烈地呼唤着真正的人生。呼唤着真正的情，真正的憧憬与真正的爱。

“翠姨的坟头的草籽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里淡淡的青色，常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街头，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春天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来到我们这城里多住一些日子。然后再慢慢地到另外一个城里去，在另外一个城里也住一些日子

但那是不能的了，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青的姑娘们，她们正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想装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么好，她们白天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作者以散文的笔调刻画了“春”的背景，优美而悲切，使翠姨的悲剧－－寂灭的春天，在她身后留给人更多的思索。

小城三月主要讲的是以下哪一组人物的故事

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谓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

作品是以儿童视点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叫翠姨的“姨”悄悄地在心里爱上我了的堂哥。然而，“向往着爱的自由”的翠姨，却“不幸”是一位再嫁的寡妇的女儿，而堂哥却是地主家才学出众的公子。他们的爱情，在有数千年传统规范的约束着的愚昧偏僻小镇，只能被不可理喻的冷寂扼杀掉。几乎没有人能意识到翠姨心底的强烈爱情，甚至被她热烈挚爱着的“堂哥”也不知她缘何悲寂难耐。人们单调而又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生活中本来就没“爱”只有结婚、闲聊或是忙于其他的礼仪琐事。谁都没有必要向谁诉说什么“爱”的衷曲。只有我这个略涉世事的孩子惊奇地窥视到了翠姨的一些异常。结果，当人们准备给翠姨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结婚之际，翠姨却日渐消瘦，悄然病逝家中。然而，更可悲的是，那位堂哥此后提起翠姨，“虽常常落泪”，却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